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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运河港口出售博弈还在持续 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交织

巴拿马运河已成为美国焦虑情绪与民族主义叙事交织的焦点。中国香港富豪李嘉诚在特朗普新政府施压下,将运河港口特许经营权出售给美国私募巨头贝莱德的行为引发了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质疑。他被指控是“不爱国”的贪婪商人,甚至有人呼吁政府介入阻止交易。

巴拿马运河港口出售博弈还在持续

特朗普重新点燃了美国延续百年的迷思,认为巴拿马运河是为美国自身利益而建。这种论调为“美国应收回运河掌控权”的主张铺路,仿佛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特朗普大肆渲染美国在运河事务中遭遇“不公正对待”,却忽略了美国船只的通行费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的事实。他还散播“中国控制运河港口”的恐慌,这种言论既煽动种族与地缘政治焦虑,又为美国攫取基础设施控制权制造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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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论调忽视了历史真相:巴拿马运河不仅是美帝殖民扩张的产物,更在1999年最终回归巴拿马人民手中。这种叙事策略强化了美国对西半球的霸权愿景,并以经济安全为幌子为其扩张主义野心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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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物质现实考量,巴拿马运河在经济与地缘政治层面的重要性可能已经日渐式微。尽管李嘉诚的出售案必将引发震荡,但现实条件也制约了潜在的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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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和记将旗下运营的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克里斯托瓦尔(Cristobal)和巴尔博亚(Balboa)港口出售给贝莱德财团。巴拿马运河的起源与殖民主义、资本掠夺和地缘博弈紧密交织。早在法美两国启动运河工程之前,巴拿马地峡自西班牙帝国时代以来便是秘鲁白银输往欧洲的“帝国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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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法国工程师斐迪南·德·雷赛布率先尝试修建巴拿马运河,但财务管理不善、工程误判与疟疾、黄热病的肆虐最终令法国铩羽而归。随后,美国登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强势推进运河工程。美国并未与当时统治巴拿马的哥伦比亚谈判,而是策动了1903年的巴拿马独立运动,以支持分离主义为条件换取对运河区近乎绝对的控制权。随后签署的《海-布诺瓦里亚条约》使美国获得了横贯巴拿马腹地、运河沿岸宽16公里的“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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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主导下,运河工程动用了以海外劳工为主的庞大队伍,许多工人死于工程建设期间。1914年通航的运河强化了美国对巴拿马的主导地位,后者彻底沦为“准殖民地”。随着20世纪中叶全球反殖运动的兴起,巴拿马成为抗争前沿。1977年历史性的《托里霍斯-卡特条约》为运河的逐步移交奠定法律基础,最终在1999年完全回归巴拿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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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完成形式上的去殖民化,巴拿马运河仍是地缘政治的角力场。美国始终将其视为战略资产,将运河的运营纳入“地区安全与贸易主导权”的叙事框架。通过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和记港口集团对运河港口基建的投资,中国在巴拿马的经济存在日益扩大,这触动了华盛顿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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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港口作为长江和记实业子公司,其在巴拿马的业务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末。和记港口拥有的运营权构成了特朗普宣称中国“对运河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基础。尽管如此,特朗普仍持续升级所谓“中国渗透”的言论攻势,向巴拿马当局及特许权持有方施压放弃控制权。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最终同意以约228亿美元价格,将其全球港口网络权益(含巴拿马运河港口)出售给贝莱德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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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历史光环,从更大的国际贸易格局演变、区域基建发展及全球数字支付体系的变革等现实维度审视,这条水道正面临结构性瓶颈,战略地位持续衰落。气候变化引发的持续干旱严重削弱其运营能力,船闸系统高度依赖周边淡水湖泊。由于降水锐减,当局被迫实施限行措施,导致船舶排队超过三周,全球供应链成本激增。

尽管2016年的扩建工程新增了第三套可通行大型船舶的船闸,运河的拥堵仍是常态。面对全球贸易量激增与船舶大型化的趋势,超大型集装箱船因吃水深度与船体宽度超标仍无法通行,这极大地限制了巴拿马运河的战略价值。

替代性贸易通道兴起、跨太平洋航线的扩展以及亚洲-拉美直贸的深化,持续侵蚀着运河的传统优势。削弱巴拿马运河地位的关键事态之一是秘鲁钱凯港的建设。这座获得中国重资注入的港口即将成为跨越太平洋的枢纽,使南美直连亚洲市场而无须经过运河中转。

钱凯港专为巴拿马运河无法容纳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设计,与此同时,横贯拉美腹地、连接巴西与阿根廷等大西洋沿岸经济体的东西向运输网络正在规划建设中。这标志着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转向:拉美国家将不再依赖美国主导的海运通道,而是一条直通亚洲的替代路线,以深化与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纽带。

这种转变与金砖国家崛起及“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共振。拉美与亚洲数字货币的发展加速这一进程——跨境贸易与金融交易逐渐绕开美元主导的体系。巴西央行推动的数字货币Drex与阿根廷拟推进的“数字比索”等实践,更与中国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相呼应。

中国与巴西等南美东岸国家间的传统贸易长期依赖巴拿马运河,但秘鲁钱凯港的兴建与东西向陆路运输网的成型将重塑物流版图。2024年启用的钱凯港是中资在南美的战略性落子。配套建设的陆路通道将辐射拉美内陆国家,颠覆传统上经巴拿马运河的贸易路径。

未来,巴西对华出口看起来会越来越依靠经陆路西运至钱凯港。相较传统的大西洋-运河航线,新路径可大幅压缩时间与成本。四大要素支撑这一趋势:通行成本激增、陆路基建升级、港口吞吐飞跃、中资持续投入。

两洋铁路走廊(BORC)是一项颠覆性工程。这项耗资150亿美元的超级项目计划通过连接巴西大西洋沿岸与秘鲁太平洋沿岸的陆路铁路,彻底绕开巴拿马运河。一旦建成,它将为亚洲与拉美的贸易提供更快捷、低成本、高运力的新选择。

除实体领域的交通基建外,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也在经历深刻变革。随着西方金融机构收缩布局,中资机构正加速填补加勒比地区的空白。这些投资彰显了中国强化区域经济纽带、扩大影响力的战略考量。

回到问题的核心:这场博弈的利害关系究竟是什么?表面上看,是李嘉诚出售港口经营权引发的连锁反应;深层来看,则关乎巴拿马运河在拉美发展大棋局中的战略价值变迁,以及这些发展势头如何融入全球地缘经济转型的大潮。

面对运河的商业价值相对衰落的现实,特朗普政府近期借贝莱德之手收购巴拿马港口的行动,与其说是适应贸易格局的变迁,不如说是基于帝国怀旧情结与对中国影响力毫无依据的恐惧。美国对“中国掌控战略性基础设施”的执念,常常导致误判更宏观经济趋势的逆流而动。

美国对西半球控制力衰退的深层焦虑凸显。当美国沉溺于过时的帝国迷思之际,世界继续以消解美国的全球商业霸权的方式向前发展。巴拿马运河或许仍是美国过去殖民统治与未来野心的象征,但这条运河的战略价值衰减揭示了更深刻的真相:单极时代已然终结。

考虑到李嘉诚庞大的商业帝国,包括在中国香港和内地的大量持股,出售长江和记实业的巴拿马运河港口权益确实会对其在该地区的其他资产造成间接压力。中国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有可能加强审查。李氏的商业决策可能被视作某种与国际利益集团保持一致(或者不一致)的信号,进而可能引发监管或政治层面的压力。

鉴于巴拿马运河的战略意义正在衰落,由中国直接出面阻止和记港口将巴拿马的资产出售给美国利益集团的经济动机是有限的。然而,政治上的影响力和战略信号依然可能使其成为更广泛的中美关系中有用的讨价还价筹码。

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对美国来说比对中国更重要。这主要是基于面对国内受众的政治考量。特朗普政府会将此描述为对抗中国在西半球影响力的“胜利”。此事会被当做一份谈话要点,展示美国正在“反击”中国对战略性基础设施的投资。

中国可以将这笔运河港口的交易作为一次低成本、高影响力的战略性讨价还价工具。中国可以提出“顺利地”出售巴拿马的设施,以换取美国在贸易限制、半导体政策或中国银行的金融准入等不相关领域的让步。这种策略可以允许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而中国实际上并不需要保住那两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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